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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路博奕四》馳騁在新自由主義舖平的道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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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事件記者孫窮理

1970年代後,新自由主義在全球為跨國資本流動整平場地,對於這個世界秩序的重組起著關鍵的作用。各國政策的結構調整、科技的力量、市場去管制化、金融工具的擴張…跨越國界的資本四處流竄,為跨國資本打造這個環境的美帝國,反而因此面臨新興起國家與資本的挑戰。從全球產業鍊末端位置上,取得巨大資本累積的中國,便是其中具代表性的力量。

「亞投行」與「一帶一路」代表著中國進一步向帝國秩序的挑戰,我們該怎麼看待這一股力量?它與它所要挑戰的「舊秩序」之間又有什麼連續性呢?進入這個世紀以來,全球因大規模收購而產生「土地掠奪」的現象,大幅度增加,而在中國的新戰略提出前,它在非洲的「圈地」現象,往往被關注為一個「新帝國」或「新殖民」的現象,這一定程度可以讓我們在描繪這些中國新戰略下景況,現在我們對此作一些簡單的掃描。

根據關注全球土地兼併的「土地矩陣(Land Matrix)」與「全球土地聯盟(International Land Coalition)」,在2012年的〈全球南方農業土地跨國交易〉統計,在全球透過交易,收購傳統的南方國家土地的國家,可粗分成「新興國家」、「波斯灣國家」,以及「(傳統的)北方國家」三大塊,在新興國家中,除了俄羅斯之外的「金磚四國」(巴西、印度、中國),及東亞的韓國、馬來西亞、新加坡為主要的買主,波斯灣國家中的沙烏地阿拉伯、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等收購土地的規模也很可觀。

依資本來源國做排序,2012年收購南方土地第一名的是中國,接著是沙烏地和巴西(見下圖)。

從以上的數據,我們可以作一點整理:從全球「圈地」這個行為的比較,中國(及其資本),的確扮演極其重要的角色,不過,這也同時在說明,圈地並非中國獨有的現象,扣除傳統的北方國家外,亞洲新興國家、波斯灣的產油國家也同時在進行大規模的圈地。圈地的動力,是資本的大量積累。而目的可能是資本輸出國農業、能源、林業、礦業…等的需求,像是大量的土地被種植生質能的作物。而糧食、經濟作物與林礦資源的輸出,也充滿過去我們認識到的北方國家對南方國家的掠奪色彩。

大家都想圈地,當然引起資源競逐的問題。而下面這張圖片,則說了一個很有意思的故事:

2006年,中加基於《加彭貝林加鐵礦項目礦權協議》,由中國機械設備工程公司(China Machinery Engineering Corporation,CMEC)與加國合資成立Comibel公司,中國進出口銀行貸款,進行鐵礦開發的合作模式;合作期間,有賄賂官員的傳聞,加上計畫開始之後,設備及基礎建設費用大漲,2013年,CMEC將股權售與Comibel公司,合作破局。

那就是,在進入這個世紀之後,「圈地」的主體和客體,起碼依據「國家」的界線來看,變得有些難以截然二分。例如,「金磚四國」中的巴西,同時被列入「圈地」與「被圈地」的大國,這與過去我們對全球南方、北方的認識有一些顛覆性。這些南方國家(的資本)已經不再只是扮演北方國家資本進入他們自己國家的買辦,而同時也在進行全球性的擴張(當然,它們在全球的角色,還需要從在產業鍊的位置、持股與實際控制的狀況,作更進一步的討論)。

拉回到對中國的討論來看,中國在非洲剛果盆地的加彭(Garbon)就有大規模圈地的現象。擁有豐富林業與鐵、錳礦資源的加彭,國土面積不大,26萬平方公里(2,600萬公頃)的土地,其中267萬公頃,被中國的5家私營的林業資本把土地買走,這些土地佔加彭國土面積的十分之一(見下圖)。林業資本買下林場,這起碼沒有變更原有的用途。有些情形則非如此,像是中國在剛果民主共和國(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買下280萬公頃的土地,用以種植生質能的原料油棕(參考),這已是全球最大的油棕園,與尚比亞(Zambia)200萬公頃的購地案,也還在洽談。

以加彭的鐵礦開發為例,中、加政府首先簽訂「架構協議」,中國的資本與加彭政府合資成立公司,再由中國銀行提供融資貸款、加彭政府核准特許經營與稅務優惠。這種以資本母國與金融資本為發動的動力,與資本輸入國政府結合,發展符合資本輸出國利益的開發,與過去北方國家對南方國家的運作模式如出一轍,聯合構成一個資源掠奪與貪污及統治集團分贓的結構(參閱〈操縱戰爭的工業巨獸〉,美國在台灣發展核工業的過程)。

值得注意的是,如此的全球性掠奪現象,除了新興國家資本積累的動因外,1970年代以降,透過新自由主義的作用,與WB(世界銀行)、IMF(國際貨幣基金)等在全球範圍進行為資本自由流動的結構調整,是起著關鍵性的作用的,1980年,非洲團結組織(Organization of African Unity,OAU)在〈拉哥斯行動計畫1980-2000〉中認為,西方長期殖民造成非洲國家畸形的經濟發展,希望改變依賴原料出口的單一經濟結構,希望採取集體的自立發展方針。

但1981年,WB隨即發表一份針鋒相對的報告〈加快非洲撒哈拉以南經濟發展行動計畫〉反對政府干預市場,要求自由化與私有化,而在經濟危機與資金缺乏的狀況下,非洲國家紛紛迫於形勢,進行結構調整計畫(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mes,SAPs),換取WB與IMF的貸款,SAPs首先進行包括貨幣貶值、削減政府支出、抑制通膨及公營事業私有化等財政上的「改革」,接著開始推動減稅、金融與市場自由化、開放外資…一系列有利外資進入的政策,而這些「新自由主義」的調整,便在1980年代起,大量地進入非洲。

1973年,在中國共產黨第十次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上,總理周恩來揭櫫「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精神,反對帝國主義的「國際合作」成為當時中國推動國際事務的指導原則,圖為1975年中國題名為「革命友誼深如海」的畫報,強調非洲國家「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恰與1980年〈拉哥斯行動計畫〉主張暗合,但是今天的中國,卻挾世界銀行的結構調整,在非洲進行掠奪式的發展。

其結果是,接受SAPs的國家,非但無法藉此脫困,也難脫離依賴援助過日子,接受的貸款不但還不出來,非常諷刺地,非洲國家償還的貸款利上滾利,反變成WB和IMF的大筆收入來源,結構調整的結果,造成嚴重的失業、貧富差距、環境生態的衝擊,拉哥斯的願景終究成為夢幻泡影…

既然有人撬開了非洲的大門,盜竊亂賊自然也就登堂入室。SAPs將非洲的場地整平,創造資本自由進入的環境,沒有這一個過程,所謂新興起國家與資本,也沒有這樣的能量,可以順利進入非洲,進行資源的掠奪。本世紀以來,中國成為進入非洲新興資本的代表,其運作模式,同樣是透過貸款,交換林、礦、土地…等專屬的開發權利,進行所謂基礎建設,當然,這些基礎建設,基本上也還是有利於資本發展的。

雖然對於非洲的政權及資產階級而言,這些新進來的資本,一定程度上給與他們在傳統的殖民國家之外的一些選擇及籌碼,有列強間的矛盾可以利用(甚至有這些新興的資本,是較進步的「另一種資本主義」這種說法)。但是,更多競爭者的出現,對非洲來說,只是在過去的基礎下,讓跨國資本自由進出的影響更為加深,資源掠奪的速度也越來越快。非洲的現象,也反映出進入這個世紀以來,全球資本主義的變化:全球化中心裂解,美國作為世界獨強的「新自由主義」的型態發生改變,但是,它已經為在全球進行掠奪的跨國資本,留下了豐富的「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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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路博奕》系列,從一帶一路的資本發展與能源戰略冷戰後的島鍊情勢中美大國博奕的現狀,到這一篇,作為千禧年新興資本國家的中國,做了系列的討論,描繪出大國博奕與資本競逐的世界圖像,而將在最後一篇階段性的小結中,提出作為基層人民,可以如何思考未來生存與行動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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