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等關稅是用2024年美國對各國的「逆差」除「進口金額」計算，如果沒有超過10%，徵收10%「基準關稅」；如此，關稅最重的是以美國為主要市場的亞洲與非洲出口導向國家，稅率達30%到50%。尤其是被川普視為最主要對象的中國（歐盟也以報復回應，但卻也被暫緩），以其對抗的態度為由，由34%增加到125%；其餘國家在4/10宣佈暫緩後，暫時維持10%的稅率。

此外，美國這次計算各國逆差時，並沒有將其年年順差，且在不斷擴大的「服務業貿易」記入，只呈現「美國向世界買了什麼」，沒有呈現「美國向世界賣了什麼」；而從川普第一任、拜登時代，到川普第二任，還有許多項目是用「301條款」、「232條款」課徵，這些與「對等關稅」法律依據不同的關稅，也具有不同的意義。

台灣最不利的地方，是因2018年中美貿易戰，台商回流，讓台灣對美出口大增，2023年之後，又因為AI產業爆發式成長，高價又大量的AI伺服器等電子商品，逆差大幅增加；突顯美中對抗下，台灣不僅僅作為地緣上，更是「非紅供應鍊」前緣地位的特性。

對於川普來說，「關稅」是一個簡化的語言，他對各國「不公平貿易」的指責，還包括了各種所謂非關稅貿易壁壘、市場准入限制、匯率操縱行為…等，因此在關稅的重壓下，台灣面臨威脅，可能指向農業保護、食品安全、健保制度…等等。

貿易是美國立國的基礎，關稅問題更涉及其內部在地緣、產業上的衝突，因此歷史上，把關稅議題列為國會的重要職權，但1930年代後，轉為以「關稅互惠」換取出口的策略，授權總統進行貿易談判。

但隨著進入冷戰結構，與美國深度介入全球地緣衝突下，總統利用各種緊急狀態，採取各項經濟措施的行為，也引發了憲法爭議，2008年後，更頻繁超越「互惠」這一個授權的初衷，利用總統職權，經貿措施「武器化」，川普的對等關稅是一系列漸變的結果，也是這個發展的極致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