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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路博奕2018》佐科威的大建設和那些消失的村落

翻過滿是茶園的丘陵,整平的紅土地上是施工中的雅萬高鐵「瓦利尼隧道」。(攝影:王子豪)

 

 

焦點事件記者林靖豪報導

被高鐵貫穿的農村

車子沿著顛簸的山路行走,我們跟著印尼環境論壇(Wahana Lingkungan Hidup Indonesia,WALHI)西爪哇分部的主任達丹(Dadan Ramdan Hardja)與成員多迪(Dody Alfajr),前往距離萬隆市區大約2小時車程的吉瓦利尼(Ciwalini)村。雅加達-萬隆高鐵的軌道,即將穿越這個山區的農村。

中國高鐵,全球輸出

中國高速鐵路從「內需」走向「外銷」,在雅萬高鐵的建設上,擊敗日本,取得與印尼政府合作的機會,請參閱條目:

雅加達-萬隆高速鐵路是中國一帶一路計畫當前在印尼最受矚目的項目,雅萬高鐵由中國中鐵公司承建,中國發展銀行提供貸款,總投資金額估計達到60億美元,也是印尼的第一個高速鐵路計畫,預計將雅加達至萬隆的旅行時間,由現在火車的3.5小時,縮短至40分鐘以內。但高鐵興建的大規模土地徵收、環境影響,也引起印尼民間對於這項計畫的質疑。

這裡的土地取得程序已經完成,村民們拿出土地徵收計畫圖,指出土地徵收的範圍,並告訴我們,在吉瓦利尼村,每平方公尺土地的補償金是22萬盧比(約台幣465元),若以兩千平方公尺的徵收面積來說,就是大約4.4億盧比的金額(約台幣93萬元)。對於每月收入大概在一兩百萬盧比的村民來說,這是一筆不小的錢,或許也足夠讓他們用這筆錢另外再蓋一棟房子。

然而,最近村民們聽到隔壁村還在與印中高鐵公司( PT. Kereta Cepat Indonesia China,PT. KCIC)協商中的村民說,高鐵公司願意開出每平方公尺37萬盧比的補償金給他們,這讓已經接受補償的吉瓦利尼村民們感到不平。他們向達丹和多迪詢問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重新和高鐵公司談判。

吉瓦利尼的村民們,拿出雅萬高鐵的徵收計畫,說明徵收的情形。(攝影:王子豪)

已經接受補償的情況下,確實是難以再重啟談判,但達丹仍積極地向村民們解釋,雅萬高鐵的計畫對於環境與社會影響的評估不足,僅僅用3個月的時間完成可行性評估,環境影響評估也只花了十天就審查完成,沒有充分評估高鐵經過斷層帶、灌溉水源等地區帶來的環境與產業影響;另一方面,為了配合高鐵開發,省政府與地方政府紛紛調整區域的空間計畫,有違反區域空間計畫法律之虞。達丹建議,村民們可以嘗試對高鐵計畫提出訴訟,但村民們對於是否採取法律行動挑戰雅萬高鐵計畫,並沒有積極的回應。

遍布在高鐵軌道沿線上將被徵收的土地,幾乎都是落在像吉瓦利尼這樣的農村,村民多數從事農業和非正式部門的工作,例如街頭小販、經營小店鋪或從事體力勞動。達丹表示,官方的說法是高鐵的土地徵收影響範圍大約是四千人,但WALHI評估至少影響一萬人,然而由於詳細資料並未公開,未能得知確切的人數。

吉瓦利尼村中的住宅。(攝影:王子豪)

去年(2017),WALHI曾經協助過同樣位在高鐵軌道預定地的默卡薩利(Mekarsari)、 吉拉美(Cilame)、 加多班孔(Gadobangkong)等村落向印尼政府、KCIC和中國開發銀行抗議雅萬高鐵興建造成的迫遷與社會、環境影響,然而,在KCIC提高補償金後,村民們接受了補償方案,也停止了抗爭。

多迪對這樣的情形感到擔憂,他認為補償並沒有辦法真正改善農村居民的生活,甚至會讓他們未來過得更糟。「現在還不知道遷移對於這些居民的影響,其實很多人拿到一大筆補償金是感到很高興的。但從過去的經驗來看,農村的居民們離開原本的土地和依附在原本村落的工作之後,並不一定能再找到足以維生的工作,或者要負擔更高的生活費用,例如房租等等。」

對於農民和非正式部門的勞動者來說,生計與他們生存的土地是綁在一起的,離開土地等於斷了原有生計,未來會變得怎麼樣,充滿變數。

佳蒂格德大壩的經驗

「對於雅萬高鐵的計畫中,沒有妥善處理土地徵收對居民社會經濟的衝擊的問題,我們曾經寄信向提供高鐵融資的中國發展銀行抗議,也曾經向中國大使抗議,然而中方的回應是,村民受到的社會經濟影響屬於印尼的國內事務,中方不會介入。」達丹說。

蘇哈托的遺產

1965-1998年在印尼執政的總統蘇哈托,是讓印尼走向在經濟上向全球開放、使得外資可以長驅直入的關鍵,請參閱條目:〈蘇哈托時代的印尼經濟

類似的爭議,也曾發生在2015年剛落成的佳蒂格德大壩(Waduk Jatigede)開發案上。佳蒂格德大壩位在西爪哇省的雙木丹(Sumedang)市附近,早在1963年,印尼政府就已經提出大壩建造的構想,然而由於大壩預定地內包含數十個村落與數萬個居民,如何補償、安置這些居民一直無法是政府無法解決的問題,因此大壩遲遲沒有動工。

在沒有與居民取得共識的情形下,2007年,由前任印尼總統蘇西洛領導的政府與中國水電(Sinohydro)簽約,並於2008年開展大壩的興建工程。2015年大壩工程興建完成後,集水區內仍有數個村落的居民拒絕政府的迫遷。2016年,佐科威對居民下了搬遷的最後通牒,最終,河水淹沒了這些村落,居民只能離開家園。中國水電曾就大壩的迫遷問題發表回應,但中國大使對高鐵計畫的回應相同,中國水電表示開發過程的賠償與搬遷問題由印尼政府負責,與中國水電沒有關係。

多迪告訴我們,目前仍有至少六百個家庭在失去家園與耕地後,未有適當的住所與穩定的生計來源,生活陷入困難。

「聽別人說高鐵會穿過那裡」德加魯爾的農民在田海中指劃出一條線。(攝影:王子豪)

沿線土地開發的輸出

除了高鐵本身之外,雅萬高鐵的開發計畫還包含四個高鐵站周圍的沿線土地開發計畫(Transit oriented development,TOD),這四個站包含東雅加達的哈林姆(Halim)、西爪哇省的加拉璜(Karawang)、瓦利尼(Walini)與位在萬隆市東南方的德加魯爾(Tegalluar)。

高鐵的昂貴建造成本、土地取得成本能否回收,其實是存在著風險的,高鐵是否能夠帶動印尼的經濟發展,也是雅萬高鐵項目在印尼國內遭到質疑的地方。而沿線土地開發計畫,是印尼官方對於上述問題的回應方案,政府高層在媒體上也多次強調沿線土地開發未來將創造的收益和將帶動城市發展的榮景。

我們實地走訪了開發計畫地點之一的德加魯爾,目前德加魯爾很多地區都還是大片的稻田,5月的爪哇已經進入稻作的收穫季,幾個農民在田裡工作著,整理收割後留在田裡的稻梗,稻田中間立著短短的鐵柱,標定著高鐵軌道的範圍,這些區域很快將不再是農田。未來,德加魯爾被計畫打造為一個混合居住與工業的新城市,將引入大片的住宅、辦公大樓房地產投資和建立新的工業區與研發基地。

一個一個小村落零散的分布在德加魯爾的稻田旁,我們沿著村落,詢問未來高鐵站的預定地位置,也發現很多村落已經被徵收,幾個月內居民就要搬離。對於高鐵與未來的開發,一位農民告訴我們,高鐵公司開出每平方公尺約170萬盧比(約台幣3,650元)的價格徵收土地,這筆錢足夠他重新再蓋一棟更好的房子。但另一位小店老闆娘則有不同的看法,她說在談判的時候早就設定好價格了,不同意也沒有辦法,而搬離這裡之後,要怎麼重新做生意,令她非常苦惱。

大型的高鐵沿線投資案,對於地方環境勢必帶來很大的衝擊,在政治上也可能充滿爭議,中國與泰國在中泰高鐵項目的協商當中,就因為沿線土地開發被質疑是出賣國土,而使計畫談判一度陷入停滯。目前這些沿線土地開發尚未有詳細的計畫,未來將會如何發展,需要繼續觀察。

吉瓦利尼工程現場旁,立上大大的承建公司看版。(攝影:王子豪)

 

加速!加速! 佐科威的基礎建設計畫

5月6日,中國總理李克強出訪印尼,與印尼總統佐科威(Joko Widodo,常被以Jokowi稱呼)會談,雙方宣布加強基礎建設與貿易的合作,雅萬高鐵的施工進度也再度成為媒體關注焦點。佐科威表示,印尼政府將會加速推動雅萬高鐵項目的進行。

這已不是佐科威政府第一次「加速」雅萬高鐵的計畫,2016年高鐵工程計畫剛開展的時候,佐科威就已簽署總統令,將雅萬高鐵納入12項加速推動的「國家策略項目(National Strategy Project)」之一,2017年,佐科威又簽署另一項政府令,修改國家空間計畫,加速高鐵計畫的程序。

佐科維拼基建

印尼佐科維政府近年投注大筆資源,推動供私部門共同參與「基礎建設」,項目包括公路、水壩、經濟特區、軌道、能源、港口、水資源、機場等,請參閱條目:〈印尼政府的「國家策略項目」基礎建設計畫

從印尼前任總統蘇西洛開始,以基礎建設投資帶動印尼經濟成長,並連結印尼群島間的經濟,成為印尼最重要的經濟戰略。延續了蘇西洛提出的加速與擴張印尼經濟發展主要計畫(Masterplan for Accelerationand Expansion of Indonesia Economic Development,MP3EI)、區域經濟走廊計畫與佐科威在就任時的「全球海洋支點」構想。

佐科威政府選出245個優先的基建項目作為國家策略項目,以頒布總統令的方式,讓這些基建案在各項法律與行政程序得到特殊的處理,以最快的速度走完所有程序。佐科威也整合不同的政府部門,成立加速優先基礎建設委員會(Committee for Acceleration of Priority Infrastructure Delivery ,印尼文簡稱KPPIP),處理基建的財務與行政問題,同時修改法規,加速土地取得的流程,鼓勵公私部門共同投資基礎建設。許多蘇西洛時代尚未啟動或停滯的建設,在佐科威手上都加速進行著。

快速的基礎建設建造腳步,同時也創造了大批受基礎建設影響,而面臨失去土地或環境污染威脅的人民。包括位於日惹的新日惹國際機場(Bandar Udara Internasional Yogyakarta )、位於西爪哇省井裡汶(Cirebon)的西爪哇國際機場(Bandar Udara Internasional Jawa Barat )與新設的燃煤發電廠等等,在爪哇與印尼各島,近年來各項反對基礎建設的抗爭不斷發生。

雅加達

近幾年的雅加達,可以說是基礎建設造成的大規模迫遷問題的縮影。雅加達法律扶助協會(Jakarta Legal Aid Institute)的報告指出,2015年與2016年,有超過13,800個家庭遭到迫遷,專門處理居住權問題與訴訟的律師查理(Charlie Albajili)表示,雅加達迫遷最主要的原因,分別是吉利翁河(Ciliwung River)的河川整治計畫、雅加達「大海牆(Giant Sea Wall)」與填海造陸計畫及都市美化工程。

Tamansari,一個面對迫遷的城市聚落。(攝影:王子豪)

雅加達長期以來面臨嚴重的水患問題,大概每隔五年就會遇到大規模的水災,造成嚴重的傷亡與損失。橫貫雅加達的主要河流吉利翁河的氾濫,再加上海平面上升與地層下陷,使得雅加達面臨「沉沒」的風險。

印尼政府與雅加達省政府,希望透過大型的基礎建設計畫,解決水患問題,一方面清除吉利翁河沿岸的非正式聚落,興建水泥河堤;另一方面在雅加達外海興建大海牆,阻擋海水淹沒雅加達的海岸。

大海牆計畫是「國家首都海岸整合發展計畫(National Capital Integrated Coastal Development)」的一部分,這項工程由印尼政府與荷蘭政府合作,預估要花費400億美元,僅靠荷蘭政府的支援與印尼政府的預算難以負擔,因此計畫還包括在雅加達海岸以填海造陸的方式打造17座人工島,新增約4,000英畝的土地,吸引私人資本進入投資。然而填海造陸工程也將使得雅加達沿海的漁民失去生計,根據印尼漁民正義聯盟(Koalisi Rakyat Untuk Keadilan Perikanan ,KIARA)估計,將有至少將有16,855個漁民家庭受到影響。

非正式聚落中的人們

獨立吉利翁(Ciliwung Merdeka)的創辦者山迪亞萬(Sandyawan Sumardi)在2000年一次雅加達的水災後,進入吉利翁河沿岸的非正式聚落甘榜普洛(Kampung Pulo)與武吉杜利(Bukit Duri),進行社區田野調查與長期的社區工作。

山迪亞萬是一名耶穌會的神父、一個人權主義者,同時也是甘榜普洛與武吉杜利反迫遷運動的組織者。(攝影:王子豪)

山迪亞萬說,甘榜普洛和武吉杜利聚落早在荷蘭殖民時期就已經形成,在1970年代,許多鄰近城市的居民移入這裡,希望在雅加達找工作維生。這裡的居民有九成以上都是從是非正式部門的工作,多數人工作的場所是在鄰近一兩公里內的市場,他們的生計與這個聚落密切的連結在一起。

面對水患與河川整治的問題,獨立吉利翁與建築師合作,並與當地居民共同討論,設計出垂直村落(Kampung Susun)的安置方案,垂直村落的概念是透過重建垂直式的住宅,保留原有的河岸自然環境,在水位上漲時聚落不會被淹沒,讓聚落與河流共生。

山迪亞萬說,2012年,競選雅加達省長的佐科威與他的副手鍾萬學(Basuki Tjahaja Purnama ,常被以Ahok稱呼),曾至甘榜普洛和武吉杜利拜訪,尋求當地居民的支持,當時他們也承諾支持推動垂直村落方案,然而在勝選的七個月後,以不能只為這裡的居民做特殊的安置方案為由,停止了垂直村落計畫。

2014年佐科威當選印尼總統後,接任雅加達省長的鍾萬學在居民的抗爭下,仍然開始強力推動河川整治計畫,2015年迫遷甘榜普洛的居民,2016年迫遷武吉布利的居民,鍾萬學並指當地居民是違法居住,政府不會給予補償,將居民強制遷移至10幾公里外的國有租賃住宅。

印尼獨立紀錄片工作室Watchdoc製作的《不平等的雅加達(Jakarta Unfair)》,記錄了包括甘榜普洛、武吉杜利和其他因為河川整治、填海造陸或都市美化工程遭到迫遷的居民,在離開原本家園後的處境。影片中指出,有超過一半的居民被搬遷到公共房屋後,交不出房租,而主要的原因,是在離開原本的聚落後,沒有辦法找到能夠穩定維生的工作,收入甚至變得比過去更低。

印尼獨立紀錄片工作室Watchdoc製作的《不平等的雅加達(Jakarta Unfair)》(英文版)

在吉利翁河的另外一處,都市貧民協會(Urban Poor Consortium,UPC)的成員、也是吉利翁河下游面對迫遷威脅的甘榜通口(Kampung Tongkol)的居民古根(Gugun Muhammad),2016年在迫遷的危機中,和鄰近的村落居民,與都市貧民協會、印尼無國界建築師(Architect without Boarder)及建築科系的大學生合作,自行將住宅向河岸內遷移五公尺,空出河岸旁的空間,並在河邊種植植栽,綠化環境,也自己製造竹筏,清理河中的垃圾。「政府看到我們自己開始清理河川之後,才開始派人來做河川清理的工作」,古根說,「雖然河流還沒有到很乾淨,但已經比以前乾淨了許多,蚊子也少了很多,居民們多了很多活動的空間。」他們的行動暫緩了聚落被拆除的危機,也改善了生活的環境。

甘榜普洛的村民,在山迪亞萬辦公室旁圍坐,討論被迫遷後的規畫。(攝影:王子豪)

古根與甘榜通口的居民們,現在也積極與雅加達其他面臨迫遷威脅的社區合作,組成都市貧民連結(Urban Poor Linkage),共同推動社區的保留和環境改善的方案,他們的願景是未來像甘榜通口這樣的聚落,能夠透過環境的改善發展觀光業,創造新的收入,也讓雅加達基層人民的生活和文化被看見。

目前,2017年新上任的阿尼斯(Anies Baswedan)政府,正與UPC和都市貧民連結的團體合作,希望複製甘榜通口的經驗,保留這些聚落不被拆遷。另一方面,阿尼斯政府也正在與武吉布利被迫遷的居民們協商後續的安置,以至於重建垂直聚落的可能性。「不過,我們還沒有得到白紙黑字的保障。」古根說。未來情況會變得怎麼樣,雅加達未來將會有什麼樣的發展,都市裡的非正式聚落和生活在其中的人們在發展的過程中將會何去何從,仍然有待觀察,但是隨著運動逐漸累積的草根的力量,相信將會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帶路博奕計畫明年繼續,需要你的大力支持

去年(2017)11月,我們曾經概估,要在今年(2018)同時達到「穩定7成薪2276-001」的日常運作,與執行「帶路博奕2018」計劃,去年12月1號之後,增加的「每月定額捐款✕12個月+單筆捐款」需要達到1百72萬5,880元,不過,若以今年12月結算,只達到約1百萬元左右;距離目標不足約70萬,因此今年在執行了兩次(馬來西亞、印尼、東帝汶)出國採訪計劃之後,資金便無以為繼,甚至危及日常運作。

不過,無論就組織運作,或者「帶路博奕」這個計劃來說,都屬於長期的經費,今年受限於經費,未能達到原先計劃的目標,明年(2019),我們仍將持續進行「帶路搏奕」計劃,非常需要大家的支持,請踴躍以「月定額捐款」或「單筆捐款」的方式,支持我們的運作,以及這個計劃的長期推動。到今年底之前,我們的募款進度,將以下列動態圖呈現,資料每日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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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1. 目前的「七成薪」,指的是在募款達到足以發放編採人員全薪之前,以全薪的七成發薪水,其中孫窮理全薪為42,000元,梁家瑋、王子豪、侯百千三人為35,000元,以七成薪計算後,分別為29,400元與24,500元,加計每月津貼後,實領每月32,400元及27,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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