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一年》 機師:沒有一天自由

焦點事件記者梁家瑋報導、攝影

  • 史慶生,48歲,機師年資23年

機師史慶生在華航任職超過20年了,他說今年(2020)一開始時,國內沒特別管制,直到指揮中心宣布歐洲回來檢疫十四天,讓許多機師措手不及。那時去上班,回來就禁足十四天,有些機師就干脆直接請假不要飛,本來華航規定請一天假不用醫師證明,但那段時間抓的很嚴,一天也要醫師證明。後來又經航空公司爭取,民航局跟指揮中心協調後,變成沒過夜班不用檢疫,就自主健康管理;有過夜的要檢疫,貨機三天、客機五天。

編按:2020/3/19~12/31,空勤組員受到的是一套特殊的「防疫健康管控措施」。雖然規範與一般民眾的「居家檢疫」雷同,但非由政府、而是由航空公司來執行、管理。這套措施對組員14天內仍要求行動規範;但讓航空公司可以在14天內再派遣組員航班。

史慶生說,因為要豁免十四天檢疫,在外站時,機組員生活也必須處於隔離狀態,一進房間就不能出來,三餐要叫外賣,或自己帶符合檢疫的食物,如沒有肉類,素的或乾的,只能吃這些東西 ,生活比以前艱苦。就算公司有提供補助,但幫助有限,不會改變他們失去自由的現實。

那這段關在外站的時間多長呢?史慶生說,要看航班的班次,長程的會到24小時,要兩到三餐,也有到48小時、72小時的例子。如去紐西蘭,可能就要待三天,且紐西蘭規定,所有入境組員都要進駐政府指定防疫旅館,還有專人看守,就跟進監獄沒兩樣。他指出,還沒疫情時,飛機不會直飛紐西蘭,都是先飛澳洲,過夜後隔天非紐西蘭來回,但現在澳洲機場減少,變成台灣直飛紐西蘭,光單趟就要十個半小時,如果又碰到沒有連續排班,可能多隔個兩天,就要在那住上72小時。

除了在外站須徹底隔離外,機組員自國外返台又後,仍有三天或五天的禁足期。史慶生說,回台後組員不能出家門,連倒垃圾也沒辦法,他個人這段時間以來是蠻習慣了,而且他家裡只有兩個人,小孩都長大住外面,生活單純可以預先安排,但有人家裡有小朋友長輩,就要視情況住防疫旅館,變成在外站旅館關一兩天,回來又三天,而為排班需求,可能三天住滿,可以派遣又馬上派飛。

就算檢疫期滿,至回台十四天為止,都是自主健康管理期。史慶生說,如他載貨回台檢疫三天後,從第四到十四天是自主健康管理期,在這段期間,出外都戴口罩,不能出入大型集會場所,如音樂會不能去等,若有症狀都要通報。所以在這段時間,他也只能做生活上必要的採買,如大眾交通工具也是避免搭乘,也就是跟一般人不一樣,是有受到限制的。

問題是,對機師而言,這「自主健康」管理期似乎是無休止的,多半在自主健康尚未期滿,他就又要再派飛,回來又是檢疫、自主健康管理這一套流程的輪迴。史慶生說,他們有App會顯示,哪一天自主健康管理可解除,但他們永遠沒有解除的一天,因為在這十四天中,公司仍然可以排班,等於是無止盡的自主健康管理,這段期間,大型集會、交通工具都不能搭乘,理論上連小朋友畢典也無法參加。

「每個人有自己生活步調、方式.不是只有上班,下班才是真正的生活,而被剝奪自由的人,就是個上班工具。我們的付出,讓航空公司可以繼續營運,讓台灣空運不要中斷」,史慶生認為,這段時間下來已逐漸習慣這種生活,但這終究不是常態,組員一直上班要承擔的染疫的風險,又是處於半失去自由的狀態,組員要學會自我調適、身心保持平衡,不然真的會瘋掉。

史慶生表示,這半年多來,因貨運非常旺盛,航空公司雖然沒到大賺,但至少已沒虧損,這是建立在相關環節工作人員,如航務、運務、機務的高強度工作負荷,尤其是他們這種要出差外面的,到外站被關,回來又被關,就算不是檢疫期,也不能去密閉場所,幾乎沒有放鬆的時間,這對身心都不是很正面。而為了維持營運、公司榮景,他們第一線,雖然很無奈,但也不會去怨誰,只能忍受。

到了年底時,因一位紐西蘭機師造成本土零確診天數中斷,指揮中心宣布,明年(2021)1月起,機組員需居家檢疫七天,但檢疫期間仍然能派飛,只要不進入社區即可。史慶生說,他個人很反對調整為七天,因這意義不大,如他在德國感染,大概三到五天潛伏期,就算檢疫七天,他還是有機會感染別人,且准許他在檢疫期屆滿前繼續工作,與他共事的其他同事就沒風險嗎? 他認為,如認為機組員有風險,應定期採檢,不要污名化機組員,回到實際面,若要航空公司營運,也應有更好的整體配套,可以多參考國外個案。

「我認為我們因防疫而被犧牲的 」;史慶生說,可以預期,機組員將下來將更失去自由,一個月可能只剩下一、兩天可外出做事,想到這件事就高興不起來,因為一起案例,許多人將矛頭指向他們,大部分守規矩、也很健康的他們。在這一年來,他們在外站受隔離,回來同樣隔離,生活壓力很大,回到社區,一般人也很怕,不知道他們在幹嘛,就這樣過了一年,現在出事,又將矛頭指向他們這些遵守規定的人,許多人心裡很不是滋味,心情非常低落。

史慶生說,大部分機師都是非常遵守規矩的,這段時間來每天航班這麼多,這麼高風險的情況下,到年底才出現一個案例,但他們還被質疑有特權,這對他們來說非常不公平。他們是被派到前線執勤的人,暴露在風險裡面,在疫情下,大家都是受害者,他們只是在崗位上,做他們該做的事,政府的政策不能說錯,但就是要滿足社會期望與輿論,而犧牲的,就是他們這些無法對外發言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