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眾公共空間?移工假日據點? 北車大廳的兩種討論方式

焦點事件記者梁家瑋

(攝影:梁家瑋)

前情提要

5月18日北車一度表示,未來將限制大廳的使用。事件後續已上升到交通部的介入〈 時隔7年北車再禁坐大廳 林佳龍喊卡:車站大廳是公共空間 〉,交通部暫定朝規劃座位、限制使用時間的方向規劃。〈 北車大廳能坐否? 政策變變變 週六五百人吃喝躺 台鐵:不會罰

台北車站在週一(5/18)一度表示,將規劃未來禁止民眾在北車大廳群聚、席地而坐,引發支持反對兩方的爭論。本週末就是開齋節,許多討論都放在移工身上,不過,只有移工會坐在黑白格上嗎?在北車如何管制大廳使用的議題上,可以進行什麼樣的討論?

北車限制大廳使用的議題,先前在2012年、2013年曾兩次引起民間團體對北車的抗議,但兩次談論的議題並不太一樣。第一次抗議是2012年紅龍事件後的移工團體抗議(參考),第二次則是2013年「全面禁止飲食、躺臥」,「自煮公民」所發起的抗議(參考)。雖然都是對北車大廳的管制抗議,但前者是針對「移工在北車大廳」,後者則是針對「北車大廳公眾可如何使用」,其實是兩個不一樣層次的問題。

但為何大眾容易將問題聚焦在移工身上呢? 或說為何移工議題被「問題化」,我們還是要從歷史上來爬梳。

2011年底,北車一樓大廳重新整修,中間售票亭、座椅全撤掉,並規劃為俗稱黑白格的「 大廳多功能展演區」,在這之前,一樓售票亭前有許多座椅可供人使用,不僅旅客,包括移工、遊民也同樣會使用一樓大廳的座位區。而當時關於大廳的爭議,可能不是在移工,而是遊民,台北市長柯文哲在臉書上發文表示,該次改裝是因擔心遊民聚集有礙觀瞻,索性全部拆光光。

移工議題被「問題化」是從2012年才開始的,台灣從1990年代正式引進移工,2000年左右,在台移工數逐漸攀升近30萬,台北車站也開始成為外籍移工休假時重要的社交據點。當時的移工,反而較常待在北車二樓,因北車二樓金華商場生意不好,二樓商家將目標族群改鎖定在週日來此聚集、消費的外籍移工;當時的報導就指出,若步入車站二樓,耳中聽到的是泰國、印尼流行歌曲,店家張貼的是泰國歌星照片(參考)。

這種狀況到了2005年開始轉變,金華與北車從1990初就因租約爭議開始打官司,2005年6月金華百貨敗訴定讞,法院強制點收二樓攤位,同年,北車重新招租,由微風得標,2007年「微風台北車站」開幕,移工從原來的二樓社群空間遭「清出」。此時移工雖然已開始改聚集在北車一樓、地下街、周邊,但「移工在北車」這件事還未成為一個公眾認識到的「問題」。

直到2012年的一場雨改變了這一切,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研究員陳秀蓮指出,當時駐台北印尼經濟貿易代表處(印辦)在台北車站附近辦開齋節活動,但突然的大雨 ,讓參與者都擠進台北車站躲雨。因大量躲雨移工在北車席地而座,部分旅客因動線受阻向車站、媒體投訴,電子媒體紛以「外勞『占領』台北車站、埋鍋造飯」為題,批評北車管理不當,而後才引發北車在一樓大廳以紅龍圍起動線,豎立告示牌明定「禁止組織性的集會活動」(參考)。但北車這次的「禁止」後續遭到人權、移工等團體批評,而未繼續施行。

至於2013年的事件則跟紅龍事件不一樣,雖然一樣是在開齋節後,時間點上仍與移工有最直接的關係,但從北車打算禁止的行為、以及當時北車大廳實際被使用的情況來看,影響的會是所有使用大廳的人。當時有媒體實地觀察「黑白棋大廳有數百人席地而坐,南側一角彷彿是『高中社團辦公室』,海報、瓦楞紙等美工材料擺滿地,一旁還有學生團練話劇;西北側有大群外籍移工談笑風生,拿手機互拍;正中央有幾對情侶依偎、吃便當,高跟鞋隨興脫下,不過躺臥者只有零星一、二人。(參考)」

北車在9月計畫貼出公告,明文禁止飲食、躺臥,若有類似行為會被勸阻;但後引發「自煮公民」的吃喝躺行動,讓北車的禁令亦無疾而終。從2013年至今,北車未再就大廳另行規範,但每到開齋節那天,媒體都會報導有多少移工湧進北車,民眾意見亦是正反兩極,有人認為應尊重移工、他們來台灣很辛苦,有人認為大廳本來就不應該坐,移工要聚會應該去其他地方。

2013年的自煮公民吃喝躺行動(攝影:孫窮理)

若實際觀察台北車站一樓大廳的使用,移工其實只有在特定的時間點才會去,也就是週日,甚至只是週日下午。在平常的時候,在車站大廳一樓都是台灣人坐在黑白格上,但卻只有移工週日坐在那會被視為「問題」,或甚至可以說只有開齋節那天的聚集會被人「看見」。

若回到開始的問題,到底要如何看車站大廳是否能坐,我們應拉開目前「問題化」的方式,回到事情本身,才不會所有問題都攪在一起,變成你講你的、我回我的,雖然看似有回應,其實在講不同的事情。

第一個問題就是,台北車站一樓大廳是否能坐? 若要討論這個問題,就不應該特別拉到移工,而應就整體上來說是否能坐、躺臥? 若我們將車站一樓大廳當做一個公共空間,是個每個人都有權力進入的地方,那到底哪些行為是可以,哪些是不可以的。

比如說公園也是公共空間,同樣是有許多人在公園裡隨地坐下、躺臥,為何台北車站就不行? 或者說其他車站、機場若座椅已滿,同樣有人會隨地而坐,為何這種行為是「被允許」的,但在北車就不行? 再來是我們對「車站大廳」的想像又是什麼,他是拿來興賞的門面,或是給民眾使用的地方? 

第二個問題,才到移工身上;移工會在北車聚集有其特殊脈絡,陳秀蓮說,主因是台北車站交通方便、跟朋友見面也好講、許多印尼相關商店都在車站附近,她可以週日早上八點離開雇主家,來車站附近印尼店買吃的、買電話卡、匯款,她朋友也可以坐火車來台北找她方便,畢竟是異鄉人,不像我們能說約約公館、師大哪個咖啡廳之類的,移工根本不知道在哪,最方便的就是車站。

若我們要討論移工在北車聚集的問題,網路上有些人說車站不好,應該另行規劃場址給移工使用,這當然是可以討論的,但重點是,這是個什麼樣的空間? 是從移工社群與聚落性來思考規劃的嗎? 還是只是找個沒人用的地方規劃為「東南亞文化園區」之類的? 若空間脫離移工的社群與脈絡,這樣的空間根本就不會有移工使用,最終只會淪為蚊子館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