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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通訊】風火消散的年代

 

這一篇是11/20應「綠色小組30週年研討會」,在「綠色經驗的反思」圓桌論壇中,預計的發言稿。說實在的,我跟《綠色小組(1986-1990)》的交集並不太多,只能說我自己從《苦勞網》到《焦點事件》(1997-2016)的事情,時代不同,意識到的許多問題也不同,《綠色小組》在那個解嚴年代的風風火火中,留下了許多重要影像紀錄,而我的發言位置,則是在這個年代裡,如何將一個這樣的媒體鑲嵌進群眾和社會的脈絡裡;所以在這篇文章裡,上上下下比對了一些作法和想法;也請大家思考,自己與這樣的媒體之間的關係為何?希望藉此帶出捐╱募款與進入公共領域權力之間的關係(然後,請你捐款給《焦點事件》)。

焦點事件記者孫窮理

10月24日,卓越新聞獎基金會公佈今年(2016)卓新獎入圍名單;最受注目的,應該是分別入圍4項及3項的《報導者》與《端傳媒》,同樣強調充分利用網路傳播特性、深度報導的這兩個媒體,創立以來,吸引了許多有想法的年輕新聞工作者加入,成績有目共睹,能在卓新獎的舞台上,與眾家「老媒體」競爭,毫不讓人意外。

今年卓新獎:端傳媒、報導者崛起,「小媒體」相對黯淡

《端傳媒》於2015年8月3日上線,總部設於香港,在中、港、台都有常駐記者,今年卓新獎接受在境外媒體工作的台籍記者參與,因而獲得入圍機會;而《報導者》則於2015年12月16日上線,兩者同屬去年卓新獎報名期限(8月)後成立的媒體,可謂「第一次報獎就入圍」,也期待他們在11月18號,能夠再創「第一次報獎就得獎」的成績。

不過,相較之下,也曾在卓新獎有過不錯成績的非營利小媒體,卻相對黯淡了;《苦勞網》、《上下游新聞市集》、《公視新聞議題中心PNN》、《環境資訊電子報》、《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還有我們《焦點事件》,如果我們回顧含今年的過去10年,在卓新獎上,總和曾經入圍過的獎項,達13個項次,得到過其中3個項次,另外還有兩座「社會公器獎(苦勞網2007、環資2009)」。

不過,今年(2016)這些小媒體總和,只有《焦點事件》入圍一個項次,與過往相較,成績算是相對落後,而若再與《報導者》、《端傳媒》的成績相比,更可以說是黯淡了。

《焦點事件》今年以〈守不住米防線,不要談TPP〉和〈銀蕨引我歸何處:紐西蘭如何向原住民族道歉,還有重要的TPP…〉兩篇合成一個「TPP評論兩則」入圍卓新獎最佳新聞評論獎,為非營利小媒體中唯一入圍的作品。

卓新獎可算是台灣新聞界的最高榮譽,2002年,新聞局長蘇正平任內,廢除金鐘獎、金鼎獎中的新聞獎項,同時卓新基金會成立,不過它本身沒有固定的政府財源,經費靠向財團募款;過去,這些處處跟財團作對的「小媒體」們,並未因此被評審忽視,似乎並不受到財團的影響。

不過,就拿「小媒體」獨拿7項平面媒體獎項中3個獎項的2013年,出資者代表(忘了哪個財團)在頒獎台上,就公開呼籲卓新獎要注意「大媒體工作者的貢獻」,這種現象來看,對他們來說,願意拿錢出來,當然是希望能夠在媒體圈中產生一些影響,這一個由他們資助的組織怎麼做、怎麼想,也不會是他們不關心的事情。

過去10年,「小媒體」的表現,可以有很多解讀;當然,最正常的,可能是,他(我)們真的很好,評審是公平的;也可以這麼看,評審們注意到了在「非主流」領域中工作者者努力和貢獻,所以打開了一個讓他(我)們被看到的空間;還可以這麼看,你站在人比較少的地方,或者在人群中做出比較突兀的動作,難免會被人注意到…

而如果啦,在「另類」和「主流」之間有一個平衡的話,或許評審們也在拿捏這樣的平衡該是什麼。

如何變出新東西?如何從個人到組織?

不過,當《報導者》和《端傳媒》這樣的媒體出現後,這種平衡出現了一些改變,擁有媒體經驗豐富的編輯台,以及領有起碼不低於業界薪資的專職記者群,有能力生產出更接近主流形式的內容,在同樣也有「充分利用網路」與「深度報導分析」這些「另類(這樣很另類嗎?)」的特質,《報導者》和《端傳媒》產生了吸引關注的作用(其實,若從同為「網路媒體」這個分類來看,也有類似現象,今年《風傳媒》、《新頭殼》這些網路原生媒體,也在入圍名單中消失了;而《焦點事件》也是在去年成立,若從成立時間看,去年之前成立的「老」網路原生媒體,今年全數從入圍名單中消失)。

「小媒體」今年的表現,也可能是由於人事的變動,鐘聖雄離開了PNN、孫窮理離開了苦勞網(而焦點事件連兩年由孫窮理的作品入圍)、汪文豪離開了上下游,過去10年,「小媒體」共計13項次作品中,有12項次是由這3人獨立寫(創)作,或擔任主要貢獻的作品入圍,這些有辦法生產出還能抓住卓新獎評審口味內容的人,從他們所屬的「小媒體」離開了。

當然,除了上述可能需要顧慮到「平衡」的因素外,原本「小媒體」的作品,就與以主流媒體為想像基礎的卓新獎標準是格格不入的,要拿這當作特別是「小媒體」作品的唯一標準,當然是有問題的,但是如果要說這對「小媒體」來說,只有「獎金」的意義,那恐怕也太過了些。

若拿卓新獎作為一個「注目移轉」的指標,倒是可以提出「小媒體」的兩個重要的問題:

  1. 如何變出新的東西
  2. 如何從「個人」發展出「組織」的工作

當然,大媒體是不用比了,要是跟《端傳媒》和《報導者》相比,「缺乏資源」是一個很正當的理由,不過也是一個很爛的理由,資源永遠不夠,就不需要尋求突破了嗎?而資源增加了,就保證能相對做出好的東西出來嗎?

在這兒,希望大家把眼光移回到「小媒體」的身上來,他們的資源與經營型態,彼此間有不小的差異:

以內容生產為主要工作的「小媒體」

公視新聞議題中心PNN》是公視的一個部門,本身並不對外募款,缺乏資源是因為公視不夠重視(那個公視董事長誰?重視一下會死嗎?)。

而《環境資訊電子報》是環保團體「台灣環境資訊協會」的一個部門,組織以募款作為主要的收入來源,而媒體的部門與組織的在公開的會計資訊中,沒有分開(捐款頁捐款徵信);《上下游新聞市集》屬於「農業市集(社會企業)」與「媒體」兼營的型態,在媒體的部份有「共同辦報人」的設計,而「共同辦報人」也屬於「市集」所販售的商品之一(加入共同辦報人);這兩個媒體各有其明確的針對性,除了報導之外,也具有部份「機關報」的色彩。

至於《苦勞網》、《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及《焦點事件》則屬於單一的媒體組織(苦勞網募款頁財務及徵信公庫募款頁財務及徵信焦點事件募款頁2016/8、9月徵信),分散式的小額捐款,都是主要收入來源。

去年(2015)3月,日本NHK廣播電視研究所、媒體研究部副部長山田賢一來訪,我跟他約在一個咖啡館裡聊,他從對東亞日、韓、台、港、中「獨立媒體」和「公民媒體」的觀察,有一個有趣的發現,台灣以「自產新聞」,而非平台型態的「公民新聞」為主的組織特別多,這是很特殊的;他注意到的,就是上述幾個「小媒體」;他認為這是未來媒體發展的重要方向。

對「小媒體」的興趣,其中的一點出發點,是台、日公共電視發展的瓶頸,當然,把「台、日公視」拉在一起說,那有點牙籤比雞腿的味道;NHK的年度經費大概是台灣公視的100倍,不管是用人口,還是GDP或中央政府總預算比例看,都天差地遠;不過山田覺得,即使NHK看起來跟台灣公視天差地遠,但是政治的介入卻依然避不開;就拿安倍政府的「核電重啟」政策來說,調子定了,NHK在核電和福島核災這些議題上,就受到不小的限制。

這種國家資源撐起的東西就那個樣,台灣羨慕NHK、BBC,很大的原因,還是公共媒體走不到那裡去,但是一旦走到了,就會發現,不是想像的那個風景了(不過,放心,好像永遠走不到…)。

誰決定「什麼內容應該進入公共領域」?

所以,一個靠群眾集資支撐的小型媒體機構可以是怎麼樣的,這是山田好奇的問題(對不起,我們好像完全沒聊到商業媒體…)。

若從「非營利」這個屬性來看,這些媒體產製的內容,並不「賣」給讀者;它們也不會把「版面」或「時段」切割出來,當作「商品」,賣給廣告商,也就是說,與商業媒體不同的地方,是「讀者」或者「廣告主」並不是他們的消費群體。

但它們是不是什麼都不「賣」呢?也不盡然,它們生產並傳播,並把這件事情當作一個沒有定價的商品,賣給希望看到這些事情發生的人。也就是說,他們的支持╱消費者是希望看到他們生產出的資訊和論述進入到公共領域的人;而「分散」,則是重要的核心觀念,因為這牽涉到「什麼內容應該進入公共領域」的決定權誰屬,分散,意味著權力的下放、訴諸公眾。

這樣的概念,其實也算不上有什麼了不起,在這個當下,卻顯得極其重要:在大眾傳播媒體崩解的時代,原本以「讀者」與「廣告主」為主要消費族群的商業模式被破壞了,新的模式一直出不來;過去對「大媒體」來說,可能瞧不上眼的群眾集資經營模式,反而顯得更有機會,而成為未來媒體一條可能的出路。

2015年12月16號,《報導者》來了(攝影:孫窮理)。

去年12月,在《報導者》成立的記者會後,和《報導者》的創辦人何榮幸曾有過一些短暫的交談,報導者也希望走小額群眾募資的路(單筆捐款定額捐款),希望在3年內,起碼以群眾募資取代掉一半來自和碩董事長童子賢的資金,不過我的回應有點澆冷水,「這麼難的事,我可不敢做」。

相較於《端傳媒》雖然說了很多次,但總說不清楚它的老闆是誰(最新版本是在89民運後到美國去的中國企業家?),《報導者》的機制相對透明,這一點是重要的,也因此,我們可以做一些檢視;何榮幸的計畫有多難?

在《報導者》前3季的收入裡(徵信),和碩科技董事長童子賢的3千萬(每季1千萬)佔總募款收入(3,324萬)的9成,而在324萬非童子賢捐款中,10萬元以上的12筆大額單筆捐款(合計235.2萬)又佔了非童子賢捐款的7成,也就是說,10萬以下的小額捐款大約88萬;不管要把235.2萬或者88萬,放大到3,000萬的一半1,500萬,都是很不容易的事。

善意的大金主,可靠嗎?

在成立的記者會上,大媒體關心的,是「童子賢要搞媒體了」,他們並沒有太在意《報導者》「不擁有、不干預、不回收」的「三不」承諾,童子賢對《報導者》的影響是什麼?這個我不知道,不過,2011年,馬來西亞《獨立新聞在線》的停刊,可以做一個例子。

《獨立新聞在線》成立於2005年,在大馬華人具有影響力的「董教總」饒仁毅找上對抗華文報業壟斷的「反收購運動」健將莊迪澎,提供1千萬台幣的資金,並且承擔後續主要的募款推動工作,雖然之後《獨立新聞在線》也發展出「廣告」和「自願付費」等機制,但與饒仁毅能募得的資金不成比例。

根據莊迪澎的說法,饒仁毅的要求很簡單,「同事的薪水不可以刻薄、不能比華文報記者的薪水低」;對報導與言論的內容,則從不加干預,編採團隊甚至跟本不知道在饒仁毅背後出錢的人是誰,2011年5月,饒仁毅忽然告知《獨立新聞在線》無法再提供支援,雖然未明言哪些報導的內容引起了不滿,或者做錯了什麼事,但饒仁毅背後的金主不願意出錢了。

接著,原本要發出「停刊聲明」的編採團隊,緊急決定,向社會募款,也在很短的時間內,募到了一些資金,但如此的運作方式,支撐到2012年8月,還是無法支持,終於無法脫離停刊的命運。

我並沒有否認任何大金主「善意」或「保持獨立」承諾這樣的可能性,當你的組織養了那麼多人、有了固定的支出後,龐大的資源隨時可能轉為難以超越的門檻,就像何榮幸的「取代說」,3年內以小額募款,取代童子賢的1,500萬,便是意識到了這個問題,但是說實在,何其困難?

看小眾媒體如何戰鬥,這是綠色小組30週年活動的文宣之一,不過現在「小眾媒體如何戰鬥」這個話題,恐怕比不上「大眾媒體如何垂死掙扎」來得吸引人。

這個月20號,應邀到「綠色小組30週年研討會」圓桌論壇發表些什麼,其實我跟綠色小組實在拉不上什麼關係,只是小時候到黨外或民進黨的演講場,常常會看到攤位上的這些錄影帶(後來換成了扁帽、小豬這些東西),看到這個活動,第一個反應竟是「蛤?連苦勞網明年都要滿20年了,綠色小組才30年喔,怎麼感覺要比這個久很多…」。

請捐款支持《焦點事件》

這其實說明了一個台灣特有的時間感,解嚴的那個年代,在感覺上會被拉長。1987到1989那3年,感覺好像一個世紀那麼長,台灣很多東西都乍然而生,又乍然而逝,而1986-1990存在的綠色小組,就是這個「世紀」裡面生逝的產物,而苦勞網所誕生的1997年至今,則彷彿處在某個「歷史終結」的年代,時間像凝結了,剎那間就消逝(怪沒成就感的…)。

那麼,過去19年,從《苦勞網》到《焦點事件》的工作,與《綠色小組》間是否存在著某些連續性呢?30年前演講場旁的小攤子或許可以找到一些線索。

除了在內容上顯而易見地,對於各種社會運動的關注,是30年來,不曾間斷的工作;而30年前,VHS、BETA格式的家庭錄影帶,以及攝影設備的普及,以及解嚴情境下,創造出的地下通路,是綠色小組得以實現「小眾傳播」的一個很重要的背景,到了今天,這個背景,轉換成足以吞噬平面、電子媒體的網際網路,隨著文化工業的需求,低成本訊息流通管道的擴張,也創造出更多的可能性。

而與大起大落的30年前相比,我們可能有著更多瑣碎微小的日常,沒有時代巨輪推動的便車可以搭,但,路終究是寬了,一台拼裝的鐵牛車上路,緩緩前進,時間得拉得很長很長,10年、20年也難有小成,經常還得倒退,回到我在前面的提問:「如何變出新東西?」和「如何從個人到組織?」與生存的掙扎錯節盤根成一個焦慮的深淵。

哈哈,沒錯,我在抱怨了…

不過,就如同我也抱怨自己高中留級2年,讓我應該進入大學的時間,從1987年,變成了1989年,不經意地錯過了風風火火的那3年,更不經意地,就掉進了另一個時代裡,沒有「被歷史創造」的爽度,只有必須「創造歷史」的難度;但是轉念一想,「被歷史創造」哪有「創造歷史」來得浪漫呢?

於是,我不斷絮絮呱呱地邀請所有的人一起來創造歷史,重新定義「誰可以進入公共領域」的話語權,得更多的人一起來;我絮絮呱呱地反覆說著:「請捐款支持《焦點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