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二十七 認識我們從未曾認識過的民主

由台灣學生促進中國民主化工作會、華人民主書院、劉曉波之友會於2016年6月4日晚間於自由廣場舉辦的「六四二十七」紀念晚會(攝影:孫窮理)。

焦點事件編輯小組、特約記者何友倫

「民主是我們共同的理想」,但是「民主」是什麼意思呢?每個人想的都一樣嗎?(1989天安門現場,取自網路)

台灣社會看待六四,普遍將其視為一個斷時性的凝結點,著重1989年6月4日解放軍入北京鎮壓,造成大規模死傷的行為。在近年「中國因素」的理論下,六四成為中國反民主、侵害人權的一個單獨事件。然而在中國,甚至國際的脈絡下,六四具有重要的意義,它震撼了整個國家,除了農民外,幾乎社會各階層的人均投入這場運動,忽略了六四的背景,是難以觸及其真實面貌的。

1989年,天安門廣場上喊出「要民主」、「反官倒」、「反腐敗」的訴求;「要民主」在中國的意義,與中國過去作為社會主義國家有深厚的關係,中國的民主思想,在延安整風運動與文化大革命後,基本上已不具西方自由主義的色彩,更多時候是列寧主義下的民主集中制,因此所謂「要民主」,不能嫁接為爭取投票選舉的代議民主,而是列寧口中的:「沒有人民民主專政,我們就不可能保衛從而不可能建設社會主義」,民主與社會主義,具有緊密的關係。

你知道嗎?

什麼是價格雙軌制?

Submitted by blackdog on 週六, 06/04/2016 - 17:16

價格雙軌制是一種價格的表現形式,為中國經濟轉型的過渡措施。生產者在出售同一種商品時會有兩種價格。一為計劃經濟價格,即國家統一規定的價格,二為市場經濟價格,依據市場供給需求自訂出售的價格。

1978年第十三屆三中全會提出「對內改革,對外開放」,在社會主義經濟中,導入市場經濟的元素。相較於蘇東波的「爆炸式」經濟轉型,中國的經濟轉型則相對平緩。 前者為快速轉型,開放市場價格乃當務之急,短期的經濟震盪是可接受的,然而事實證明付出的成本遠超乎預期。後者則採取價格雙軌制,改革開放並未完全揚棄計畫經濟,而是採取漸進的方式,同時存在兩種制度。

雙軌制並非改革開放後才出現的制度,新中國成立初期,全國工業產品的出廠價格由各大行政區規定,全國不統一。1953年,中國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規定「凡能全國統一的爭取全國統一,不能統一的適當統一」,當時私營工商業和手工業尚未改造完成,使得價格統一的規定僅限於國企,待私企業改造完成後,全國的工業產產品價格走向單軌制。

改革開放後,雙軌制係指商品供應中,同時存在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兩種價格。1984年國務院頒布《關於進一步擴大國營工業企業自主權的暫行規定》,第三條規定國企滿足自銷和國家計畫的產量後,超出的部分可以在統一價格的上下20%,自由訂定出售價格,例如計畫生產一萬噸的麵粉,若國企生產超過一萬噸,則超出的部分自由出售。

1985年,國家物價局發布《關於放開工業生產資料超產自銷產品價格的通知》,全面放寬價格限制,造成計畫外的商品價格水漲船高。當時生產力普遍不足,計劃價格與市場價格落差極大。以鋼材為例,當時計劃價格一噸700元,市場價格卻將近2,000元,中間的價差成為雙軌制的漏洞,使得熟悉 管道之人,預先取得計劃價格的商品,再以市場價格拋售。

當時鑽漏洞的行為頻繁出現,時稱「官倒」,例如1983年開封發生化肥風波,按照當時規定,只要上繳符合計畫的公糧,即可以計劃價格買到化肥,然而當地的領導早已將計劃價格的化肥批給熟人,導致農民6年內都買不到計劃價格的化肥。為解決此問題,1989年11月,十三屆五中全會通過《關於進一步治理和深化改革的決定》,透過逐步提升計劃價格,確立取消雙軌制的政策,除了電力等少數資源由國家指導價格,其餘商品基本上係透過市場調整價格。

參考資料

什麼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

Submitted by blackdog on 週六, 06/04/2016 - 16:42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中國農村現行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於1980年代初期推行改革開放所施行的一項重要的農村經濟制度改革,其主要內容有「包產到戶」、 「包幹到戶」,在土地所有權為國家所有的情況下,將經營權配到農戶手中。

  • 包產到戶

「包產到戶」是指在生產資料公有、統一計畫、經營、分配的條件下,將耕地農作物和某些畜牧業、養殖業、副業生產承包給農戶負責,規定產量並實行超產獎勵、減產賠償的做法。有別於人民公社以生產隊或生產大隊為單位的生產模式將生產責任承包給農戶。

  • 包幹到戶

「包幹到戶」是包產到戶的深化作法,農民擁有土地經營管理權,與國家簽訂承包合同,由農戶自行安排各項生產活動,根據承包合約內容上繳產品、公積金、農業稅等公共提留,剩餘部分完全由承包的農戶所有。農民稱:「保證國家的,交足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

雖然土地屬於國有,農民僅擁有土地的使用權,以家庭為單位進行農業生產,長期下來難免出現生產資料私有化的情況,土地的分裂,大型農機具和新的增產技術措施 無法推廣,集體勞動「協作力」的發揮受到限制,原本生產隊對農業生產進行統一的計劃和安排轉由個別農戶負責,人民公社、生產隊的組織形式慢慢瓦解最後消失,包幹到戶的施行也被認為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的集體經濟特徵的式微。

參考資料:

1980、1990年代的中國國企改革如何進行,對工人的影響是什麼?

Submitted by blackdog on 週六, 06/04/2016 - 16:59

在計劃經濟的時代,幾乎所有中國的工人都在國有企業中工作,其中在農業部門的勞工佔了三分之二,其餘三分之一的工人則在工業或政府單位工作。

1978年,中國開始改革開放,其手段並非直接將國有企業私有化,而是逐步開放私有企業進入市場,同時將國企轉型為以獲利為導向的體制。1979年中國國務院頒布《關於擴大國營工業企業經營管理自主權的若干規定》,開放「利潤留成」,即國企可以保留部分的利潤,使國企有部分的自主權,但整體的生產仍然以計劃經濟為主。在改革開放的前期,中國仍然維持著國企工人的福利,並仍舊延續著不解僱國企工人的制度。

90年代中期,隨著民營企業與鄉鎮企業的擴張,中國經濟越來越市場化,國企面臨巨大的市場競爭壓力,中國政府進一步推動國有企業改革,1992年中國國務院頒佈《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轉換經營機制條例》,給予國企脫離國家計畫的自主權,使國企成為自負盈虧的企業,1993年中國人大通過《公司法》,在法律上將國企重組為有限責任公司,並開始推動國企的人事精簡。

據中國官方統計,1993年至2003的10年間,總共造成2,818萬的國企工人「下崗」,但學者推估,實際人數更多,原因在於中國政府在1998年成立「再就業中心」,下崗工人可以進入再就業中心接受培訓及協助轉職,同時政府也會替這些工人支付社保、福利,並給予少額的補貼。在官方的統計數據中,接受再就業中心協助的工人並不算在失業人數當中。

而因為地方的經濟狀況與勞動政策的差異,不同地區的下崗工人受到的衝擊也不一樣,例如在上海,市政府平均每年花費10億人民幣補貼下崗工人的生活費,約可支付工人過去三分之一的收入,並提撥10億元的養老保險金,鼓勵工人提前退休;但在黑龍江省,下崗工人只能拿到過去收入的百分之6,省政府在1997年甚至拖欠養老保險金10億元,造成 50萬國企退休工人拿不到養老金。

什麼是鄉鎮企業?

Submitted by blackdog on 週六, 06/04/2016 - 17:07

鄉鎮企業是指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或者農民主辦的各類企業,亦是中國鄉鎮地區多樣合作企業和個體企業的統稱,包括鄉鎮辦企業、村辦企業、農民聯營的合作企業等。在人民公社時期,較為發達的農村地區已經有一些小型工業,當時由公社、生產大隊經營,稱為社隊企業,改革開放後人民公社慢慢解體改設為鄉鎮組織、村民組織,以原有的社隊企業繼續發展,或 在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制的改革後興辦的企業,開啟了鄉鎮企業的迅速發展。

農村改革後生產力增加,產生的剩餘由農民所有,可以投入自由市場流通,為農村帶來了資產的初步累積,而此時出現大量剩餘勞動力,由於政府倡導離土不離鄉,多的勞動力雖不再從事耕種,也會留在當地從事非農經濟活動,城市經濟改革尚未開始,勞動力也沒有向城市轉移,於是與當地累積起來的資本結合起來,發展農村的工業化。由於土地由鄉鎮集體所有,可以直接使用,加上當時國有企業以重工業性質為主,鄉鎮企業作為補充形式大力發展小型輕工業,提供市場消費性商品、民生用品,地方政府也因分權改革的影響,需要自行負責地方財政,對鄉鎮企業全力扶持,不僅幫助取得貸款、開拓銷售,亦提供廉價土地、稅收優惠方案等等措施 。

鄉鎮企業發展始出就直接面對市場競爭,不同於國家計畫的國有企業,資源不需納入統一配置,也必須在計劃外的渠道銷售,原料、能源的供給,銷售定價的機制全來自於市場,經營不善者容易遭到淘汰,成本管控與預算相對要緊,職工也相較國企沒有保障,強大的競爭和效率取向的經營模式,觸動了國企經營機制的改革,也因為要往市場經濟過渡,政府制定價格雙軌制來因應與調節,同時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也在同步發展當中。

1990年代開始鄉鎮企業也因為面臨激烈的競爭環境,開始多樣化的體制改革,其中較為標誌性的是股份合作制,由鄉鎮企業經理人員與社區幹部共同發展的特殊管理模式,其中包含了合作經濟的組織原則,比如一人一票的民主決策過程,以及股份制的作為所有與分配形式,將鄉鎮企業資產折成股份由集體和職工個人共同持有,鄉鎮政府或集體代表掌有控制權,個人股份則是按照工人的工齡、職務發配給工人,或是作價出售給工人,經歷改革過程,股份的持有慢慢轉變,集體的比重下降 ,個人持有上升,尤其經理人的股份持有越來越大,至今有些鄉鎮企業實則已經為私人所有。

 

在這一層意義上,「民主」的意義,與西方資本主義社會語境下的論述剛好相反,是對於社會主義體制崩解的反彈。

1978年,中國發表「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的戰略決策;從「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開始,瓦解過去農村的集體經濟,人民公社所強調的「集體制」不再是農村的景象;在城市,則聚焦在「國企改革」,改革開放前,幾乎所有的工人都在國企工作,國企承擔計劃經濟、國家的發展政策。改革開放,並非直接將國企私營化,而是透過「放權讓利」的方式,逐步讓私部門進入市場經濟,並且將國有企業轉型為獲利導向,賦予國有企業更多自主性。

「官倒」一詞,指的是利用官僚身份,進行投機買賣的人,此一現象的產生,是由於「價格雙軌制」的推動;在計劃經濟中,國企依據計畫進行生產,產品的價格統一,1980年代,在「擴大國企自主性」的政策目標下,國企超出計畫的產量,自訂出售的價格,造成「計畫內」與「市場」價格的落差,以鋼材為例,當時計劃價格一噸700元,市場價格卻將近2,000元,這造成官僚有機會利用價差,以「計畫內」價格低買,再以市場價格高賣從中獲利,這是一個避免因為快速轉型造成社會崩解的「漸進式」開放設計,但是同樣帶來社會主義向市場經濟轉型,而撕裂的傷口。

在集體制下,所有生產的成果,是大家的,但是因為「價格雙軌制」,生產成果為少數人獨佔,這種現象,在社會主義體制下,就是「反民主」的,而當「要民主」與「反官倒」、「反腐敗」被並舉出來的時候,其核心的批判,不是反對獨裁、要求代議形式民主這樣的東西,而是對於社會主義體制崩解的一種反彈;從這一個意義上看,89民運非但不是「反共」的,它甚至一定程度上,應該被理解為「共產主義」式的民主運動。

改革開放的確使整體的經濟提升,農村的生產力活絡起來,勞動力被釋放出來,間接促使鄉鎮企業的蓬勃發展。而國企改革增加了效率,卻也造成城市工人的社會地位不若以往、官僚階級的投機行為,造成嚴重的通貨膨脹。在取得內部改革的成果時,也產生了新的社會不平等,工人階級的鐵飯碗保證不再,官僚與商人組成的利益群體成為社會的特定階層,造成嚴重的社會分化,各種社會改革沒有大幅推進,對於受薪階層與普通公務員皆造成極大的影響。

這是1989年,六四發生的背景;在此之前幾年,中國的社會力量早已蓬勃,社會改革的浪潮難以壓制;這些要求改革的呼聲具有二元對立的性質:工人、知識份子等社會各階層的人更多是基於對於改革中的國家進行批判,對於改革開放的不平等市場擴張,發出不平之聲;然而也有另一群人,作為官僚與商人的複合團體,期望國家朝向更為激進的私有化路線,同樣也要求國家進行改革。

最終中國政府作出了它的選擇,1992年,鄧小平南巡,揭示「發展才是硬道理」的改革路線,同年中共十四大會議上,發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中國至此鐵了心,以市場經濟為手段,開啟往後20多年的經濟轉型;這個「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路線,固然沒有朝向完全的「私有化」方向走去,然而,在中國新興起的官僚╱資產階級的政治力量羽翼漸豐,以及市場化做為發展的手段,逐步走向私有化趨勢,未來中國還有多少空間可以再宣稱其「社會主義」性質,已是很大的問題。

六四到今天27年,中國的「民主」仍然遭到壓制,這些被壓抑掉的,不僅僅是中國政府口中的「境外勢力」的陰謀,或者西方式的形式民主,而更加是社會主義式的,批判生產成果寡佔的「民主」,歷史應當還原,六四應當平反,而從還原平反的思考上,我們也應當從中認識我們從未曾認識過的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