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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未央一》安倍晉三的道歉

2015/09/18

焦點事件記者孫窮理

今天(9/18),是1931年「滿洲事變(中國稱『九一八事變』)」發生84年的日子,在今年8月14,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終戰七十週年談話」中,以此作為日本戰爭錯誤的起點,不過這幾天,在反對聲浪中,日本參議院通過「新安保」,修改日本「和平憲法」的解釋,解禁集體自衛權。

而台灣前總統李登輝在九月份日本《Voice雜誌》的投書,以及甫出版的新書《新台灣的主張》中,「(當時)為祖國而戰」論,以及對「新安保」的支持,也牽動台灣在中、日、美間敏感的神經,焦點事件從今天起,刊登《七十‧未央》系列,希望從日本殖民擴張與法西斯主義的興起,梳理今天持續存在的東亞戰爭陰影。

本系列為今年(2015)6月間《帶路博奕》系列,在思考上的延續,該系列從空間上的地緣政治切入,而本系列由歷史的軸線做關照。帶路博奕系列:

我想從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今年(2015)8月14號的「終戰70週年談話」開始說起。

你知道嗎?
「安保法」、「安保條約」是什麼,請參閱條目:〈201509日本安保法案通過〉、〈日美安保條約

在修改和平憲法解釋、提出安保新指針,引發國外疑慮以及國內抗議的行動之餘,安倍的談話,難免被拿放大鏡解讀。在談話中,安倍道歉的誠意、篇幅、遣詞用字被媒體拿來做文章,不過,我首先感興趣的,是安倍為了什麼道歉:日本做錯了什麼?在談話中,安倍一開始,就拉出了一個百餘年的歷史向度,「歷史錯誤」的關鍵點在這裡:

滿洲事變以及退出國際聯盟——日本逐漸變成國際社會經過巨大災難而建立起來的新的國際秩序的挑戰者,該走的方向有錯誤,而走上了戰爭的道路。

1931年9月18日,發動滿洲事變的日本關東軍參謀石原莞爾(1889-1949)他提出「滿蒙生命線」與「最終戰爭論」,並且實際付諸行動,對於日本法西斯主義的興起,起著重要的影響;石原認為東方與西方勢必難免一戰,雖然他發動了滿洲事變,但是他反對與中國全面開戰,認為日本應該與中國結成「東亞聯盟」,共同對美國作戰。

從日俄戰爭到九一八事變

滿州事變,在中國稱為「九一八事變」,1931年,日本關東軍以中國軍隊炸毀鐵路為由,進佔奉天(瀋陽),之後,在中國東北建立了「滿州國」,作為日本帝國的從屬,之後,引起國際聯盟會員群起譴責,日本於是退出國聯。滿州事變的意義,在日軍開啟了侵華(滿)的戰爭。

安倍口中的「錯誤」,就是從此開始的。不過,在近代的日本史裡,這並非侵略擴張和殖民的起點,明治維新之後,日本第一次對外用兵,是1874年的「牡丹社事件」,對象是台灣屏東的排灣族。1879年,直接把當時同時向中、日兩國朝貢、接受保護的琉球國王尚泰抓到日本,滅亡琉球,使得琉球成為日本帝國的第一個殖民地。

1894年,甲午一戰,擊敗中國,1895年,經過乙未苦戰,取得台灣,作為其殖民地,打敗中國不稀奇,更重要的是,1904到1905年,日本在日俄戰爭中,一舉擊敗俄國,打敗了一個「西方列強」;安倍說到:

一百多年前,以西方國家為主的各國的廣大殖民地遍及世界各地。十九世紀,以技術的絕對優勢為背景,殖民統治亦波及到亞洲。毫無疑問,其帶來的危機感變成日本實現近代化的動力。日本首次在亞洲實現立憲政治,守住了國家獨立。日俄戰爭鼓舞了許多處在殖民統治之下的亞洲和非洲的人們。

日俄戰爭鼓舞了在殖民統治下的亞非人民?這句話在韓國人聽來,恐怕顯得刺耳。日本在十年間,分別戰勝中、俄兩強,原本的國際均勢瓦解,仗一打完,1905年11月17,就要求韓國簽下《乙巳條約》,成為日本的保護國,1910年,再簽下《日韓併合條約》,韓國正式滅亡,成為殖民地;安倍口中「鼓舞亞、非被殖民統治人民的」日俄戰爭,正是韓國被殖民的開始。

「興亞」與「脫亞」

這種矛盾,只有在以「亞洲」作為一個與歐洲殖民主義對抗的架構下,才有辦法理解;舉例來說,當時中國國民黨的總理孫中山,他對於在日本殖民統治下,韓國的獨立與自治多次表達支持,但是在1924年,孫中山在日本神戶,對日本商會所發表的著名演說「大亞洲主義」中,是這麼說的:

當日俄戰爭開始的那一年,我正在歐洲,有一日聽到東鄉大將打敗俄國的海軍,把俄國新由歐洲調到海參衛的艦隊,在日本海打到全軍覆没。這個消息傳到歐洲,歐洲全部人民為之悲憂,如喪考妣。英國雖然是和日本同盟,而英國人士一聽到了這個消息,大多數也都是搖頭皺眉,以為日本得了這個大勝利,终非白人之福。

東鄉平八郎(1848-1934)日俄戰爭中,日本的聯合艦隊司令官,於對馬海峽戰役中,擊潰俄羅斯的波羅的海艦隊,使日本獲得決定性的勝利,被封為日本海軍的「軍神」。東鄉也曾在1894年參與甲午戰爭,擊沈中國艦艇,並於1895年乙未攻台戰役中,率艦隊進佔澎湖,支援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率領的禁衛師團。

當然,作為一個政客,面對日本人,孫中山這話大有「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的味道,不過,他說的「大亞洲主義」,以東方的「王道」對抗西方「霸道」,以亞洲作為一個整體,是從「反殖民」的角度來立論,既然亞洲是一體的,日本對琉球、台灣、韓國的殖民,就是亞洲「內部」的事情,相對於大家一起跟西方對抗來說,似乎就沒那麼重要了(至少,他來不及看到1931年的滿州事變,和1937年的蘆溝橋事變與中日全面開戰…),而這與他呼籲日本至少要讓台灣、韓國維持高度自治的態度,也沒有矛盾。

起碼對日本人來說,「大亞洲主義」不是新的東西,早在1868年明治維新之前,就有「亞洲同盟論」對抗歐洲列強的說法,1880年,曾根俊虎等人組成「興亞會」所號召的也是這個東西方的對抗,而到了1885年,福澤諭吉提出「脫亞論」,要將日本從東方位移到西方,成為西方國家的一員,「興亞」與「脫亞」的論調,便一直與日本對「被殖民」的焦慮一直伴生,也相互拉扯著。

1854年,美國佩里(Matthew Calbraith Perry)上校率黑船艦隊來襲,造成幕府時代日本的震撼,面對船堅炮利的西方帝國主義者,選擇「避戰」的幕府,打開日本的大門,但隨即引來的是列強的入侵,不平等條約的簽訂,使得日本淪入被殖民的危機,1867年,幕府「大政奉還」於明治天皇,革新的要務,是積極富國強兵,採取西方的方法以達到「攘夷」的目的。

而更重要的,是「興亞」與「脫亞」的本質都是殖民主義,論者以日本的資源稀少,無法與透過遍佈全球的殖民地,建立「經濟集團化」的帝國主義國家競爭,因此,必須積極取得殖民地,才有機會與其一較長短,而與亞洲國家的結盟,也不過是戰略上的考量,「興亞」論者曾根俊虎是這麼說的:

請試觀亞細亞各邦,其為敝也,國不相依,人不相輔,萎靡姑息,輕薄苟且,無能張紀綱而獨立,惟中東(中日)兩國為差強耳,餘如朝鮮、安南、暹羅、緬甸、竺土等處,多被歐西牽制,可勝嘆哉。(1874曾根俊虎《清國漫遊誌》)

簡單說,要跟中國結盟,是因為中國不好惹,至於亞洲其他的國家,全不放在眼裡,1970年代,日本學者初瀨龍平就說「在亞洲主義這一思想中,其想定的範圍不一定包含朝鮮」。在日本軍國主義擴張過程中,誰是聯合的對象、誰是殖民的對象,直接表現在激烈的政治鬥爭上。

戰後,於戰犯法庭中出庭「作證」的石原莞爾(右),二戰中,石原與東條英機的主張不合而失勢。戰犯法庭刑不上天皇,它的邏輯,是拿發動太平洋戰爭、戰爭最後的日本總理東條英機作樣板,把罪都往他身上推,放過大批的軍國主義者,石原和東條不合是出了名的,也就未被列為戰犯審判。

反殖民的殖民戰爭

軍國主義重要的理論家石原莞爾反對發動蘆溝橋事變,與中國全面開戰,不過,1931年,時任日本關東軍參謀的他,卻是滿州事變實際的策劃與發動者,當時官階只是中佐(中校)參謀的他,伙同同樣是參謀的大佐(上校)坂原征四郎,結合少數官兵,對奉天北大營發動攻擊時,別說是日本中央政府,就連關東軍總司令本庄繁都在狀況外。

被稱為「天才」的石原,其才智不僅表現在戰術、戰略上,他提出「滿蒙生命線」的理論,認為奪下滿洲可以提供日本資源與戰略位置,同時,他提出「最終戰爭論」,認為西方與東方勢必有一場大戰,而日本本身必須強大起來,領導這一場大戰外,還需要與中國結合成「東亞聯盟」,石原還將東方的儒家思想與其本身「日蓮宗」信仰結合,認為未來東方的「王道」思想,勢必戰勝西方的「霸道」思想。

戰後,石原並未在戰犯法庭中受審,在以證人身份出庭時,他質疑為什麼不以戰犯來審判他,當被詢及戰爭責任時,他直接點名帶領黑船艦隊直逼日本大門口的佩里上校,認為是佩里用大砲把日本打進了這個時代,為了反抗被殖民的命運,日本發動了戰爭。石原這種一貫的態度,也反應在安倍的歷史詮釋裡,安倍說:

在世界經濟危機發生後,歐美各國以捲入殖民地經濟來推動區域經濟集團化,從而日本經濟受到重大打擊。此間,日本的孤立感加深,試圖依靠實力解決外交和經濟上的困境。對此,國內政治機制也未能予以阻止。其結果,日本迷失了世界大局。

1931年的轉折,代表日本向中國,以及更重要的,之後向美國的開戰,最後導致日本的戰敗,這是在「聯合」與「殖民」的對象上,做了錯誤的選擇,或者嚴格地說,日本政府並未「選擇」,是石原、坂原等人,恣意妄為的結果,導致後來一整盤棋局全部搞亂,戰略的錯誤,導致日本的失敗。簡單說,安倍的「道歉」,反而是為1931年前的殖民戰爭找到正當的理由,而對1931年之後的侵華(滿)與太平洋戰爭,也見不到對法西斯主義的反省。

至於「興亞」與「脫亞」的爭論,是一條重要的線索,我們將在後面繼續討論。


日蓮宗信仰為許多日本法西斯主義者的信仰,左圖為關東軍軍官攝於滿洲事變之後,中坐穿靴者為關東軍總司令本庄繁,石原莞爾站在他的後面,在這群軍官的背後,有日蓮宗象徵的「南無妙法蓮華經」書法,右圖為日本時代台灣日蓮宗傳道地,位於今台北市西寧南路、貴街口的台北法華寺門前的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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