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島之夏》（五）面對瘋狂，樂觀之必要

王子豪、歐碧薇、孫窮理
日文、編採協力：張郁婕

《第四篇「活著的證明」

我們在這一歷史性的關頭在廣島相聚，廣島和長崎一起提醒我們……致力於實現一個「無核武世界」，並確保所有人的安全不被減弱。

5月19號，G7峰會發表〈關於核裁軍的廣島願景〉，強調了在《核不擴散條約》架構下，實現「無核武世界」的願景，但沒有隻字談到《禁止核武條約》。

瘋狂的「相互毀滅保證」

「我們其實是非常接近『意外』的」。

「人類的好運什麼時候會用完，就只是一個時間早晚的問題而已」，ICAN 的臨時執行董事 Daniel Högsta 面帶憂色地對我們說。

核武本身不會增加安全，只會讓世界更危險，「我們就像在『等著意外發生』，尤其愈在衝突與緊張的局勢中，被使用的機會就會愈高」，Högsta 說，當核武「讓某個『國家』更安全」的同時，其實也意味著「讓『所有人』都更不安全」。

1970年生效的《核不擴散條約》，一方面鞏固既有核武國家的權利、允許在1967年已擁有核武的美、蘇、中、英、法五國擁有核武^註釋。一方面限制無核武國家發展核武，並且禁止有核武國家向無核武國家移轉核武。

事實上，《核不擴散條約》並沒有真正地阻止五國之外的其他國家發展核武，全球有核武的國家數量，在1980年代後期，達到了最高峰，讓各國放棄核武的因素，還是冷戰的結束，以及大國的政治壓力。

除了間接鞏固了擁有核武的權利外，表面上看，美、俄擁有的核彈頭數量，較冷戰時期大大減少了，但是無論是過去，或者現在，這些核彈頭都早已足夠毀滅這個世界，數字完全無法說明毀滅性核戰與我們的距離。

田中美穗和「カクワカ広島」目前約訪廣島議員的結果，支持簽署《禁止核武條約》的只佔少數，和七成贊同簽署的民調不成比例。有多名自民黨籍議員都還沒有表態，長期執政的自民黨支持《核不擴散條約》，這個擁核強權國家的「無核武」版本^註釋。

「有人說，現在的世界，需要核武才能維持和平」，田中美穗說。

無論是自己擁有核武，或者依賴著大國撐起的「核保護傘」，在「核威懾」理論下，認為就是因為有核武的存在，軍事大國之間互相有嚇阻力，維持了現在的平衡局勢；1972年，就在蘇聯擁有的核彈頭，即將追上美國，軍備競賽越演越烈之際，美蘇簽訂了《反彈道飛彈條約（Anti-Ballistic Missile Treaty,ABMT）》，要限制反飛彈系統的發展。

這麼做的目的，是為了要確保核武的「相互毀滅保證（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MAD）」，這可能是「核威懾」理論最具實踐性的代表了，也可以說，這就是一個最「MAD（瘋狂）」的想法。

核威懾：以核可以止戰？

1963年，在第九屆「反原子彈、氫彈世界大會」讓反核武的和平運動陷入分裂的，就是「是否反對任何國家擁有核武」這個問題^註釋，當時原水協重要領導人、經濟學者安部一成，在經歷過那場爭論之後，陷入深刻的反省，他認為即便把核武視為「不可避免的防禦措施」，也無法限制核武的發展，最終演變成核軍備競賽。

安部一成認為，和平運動之所以為和平運動，就不是通過武器來確保「和平」，而是通過人民團結的力量來實現。這個看法，與1946年「廣島」報導的作者赫西十分相似，他說，「讓世界免於核彈災難的並非嚇阻，並非對於特定武器的恐懼，而是對於廣島浩劫的記憶」。

對安部一成來說，1960年代和平運動的混亂，就是由於無法徹底堅持「反對任何國家擁有核武」這一個原則，而要面對和平運動，就必須清算這段歷史^註釋；對廣島浩劫的記憶，不是讓你拾起武器，而是放下它。

關於「核威懾」，Högsta 說，一個國家有核武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告訴別人我有核武，才能產生威懾效果；所以可能最不需要擔心的，是有國家偷偷製造核武；不過，他認為，「核威懾」理論創造的，是一種建立在「恐懼」上的全球安全機制，而且是一個「非常不穩定」的安全機制。

事實上，二戰後，擁核強權就一直想要突破「相互毀滅保證」的限制，將核武用於實戰，因此，一直研發「戰術性核武（tactical nuclear weapons）」，像是美國在歐洲部署的「B61」精確導引鑽地飛彈，或者俄羅斯今年（2023）宣佈將在白俄羅斯部署的伊斯坎德（Iskander）飛彈，都屬於這一類的核武。

它們可以掛載在戰鬥機上，或者隨著地面部隊移動，接近目標，給予「精準打擊」，這樣是希望把核戰限制在有限戰爭的範圍，不至於引發毀滅性核戰，而《核不擴散條約》也沒有限制這一類核武的發展，但是如何確保核戰不會從「有限戰爭」滑坡到「無限戰爭」，誰也沒有把握，這是目前「戰術性核武」也仍未被使用於實戰的原因。

「77年以來，沒有使用核武」這件事，則被G7當作「核威懾」與《核不擴散條約》的成果，在〈關於核裁軍的廣島願景〉裡，加以強調，Högsta 說，但其實這77年以來，國際上有多次瀕臨核戰爭的事件，而不放棄「核威懾」的 G7，談論核武透明度，讓他覺得相當矛盾。

如何跳出危機的循環？

全球核彈頭的數量，在1990年代中期達到最高峰，之後美蘇開始一系列裁減核武的協議，冷戰後，美國與俄羅斯開始一系列「裁減戰略武器（Strategic Arms Reduction Treaty, START）」的談判，不過這個系列的談判，在2001年中斷，美國總統歐巴馬上台後，2009年4月5號，在匈牙利布拉格發表「無核武世界」的演說，隨後，4月8號，與俄羅斯簽署《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New START）》。

「New Start」重點為，限定兩國的戰略性核彈頭數量限制在1,550顆以內、洲際彈道導彈在800枚以內，雙方每年最多可以對戰略核武器地點進行18次視察，以確定對方沒有違約，2011年生效後，效期10年；到了2021年，雙方再同意延長。

不過，隨著2022年，俄烏戰爭的爆發，俄羅斯總統普丁指控烏克蘭用無人機攻擊俄國戰略性核武基地，認為西方與烏克蘭勾結，為避免引來進一步的攻擊，因此拒絕了美方的「視察」，這個「New Start」的重點。今年3月，美國則以俄羅斯沒有遵守承諾，表示不再提供核武數據；「New START」因此陷入停頓。

5月16號，就在G7峰會開始前三天，美國忽然「違背諾言」，公佈了已部署的核彈頭數量：1,419枚。這明顯地就是要在峰會，創造一個「相罵本」，可以指責俄羅斯，和從來不願參與「New START」的中國，它們的核武資訊不透明。

Högsta 同意，中國與俄羅斯的核武情況相當不透明。不過在G7中，英國現在也不再提供其核武庫存細節，透明度大幅倒退。不過，G7談論核武透明度，讓他覺得相當矛盾。他解釋，增加透明度將提高評估、以及國家間對話及信任的基礎，這當然很重要，有助於完全禁止核武。

但「核威懾」理論的基礎之一，就是建立在「不可預測」與「模稜兩可 」上，讓對方不知道你何時、如何使用核武，才能產生效果。因此，Högsta 認為，一方面強調「核武透明度」，但一方面又以核武有「核威懾」效果為由、不放棄核武，兩個概念是互相牴觸的。

Högsta 說，國際原子能總署沒有責任、也沒有權力或依據，可以去查核「核武計畫」，目前唯一還存在的機制，還真的只有搖搖欲墜的「New START」。

「我們支持任何形式的核軍備控制」，但 Högsta 說，包括《核不擴散條約》、或已經搖搖欲墜的「New START」等，顯然現有機制都是不足的，「如果不能更進一步，我們就只能在危機的循環中打轉」。

對於《禁止核武條約》的進展， Daniel Högsta 抱持樂觀的態度，或者說不能不抱著樂觀的態度。

Högsta 解釋，對照其它類似的國際條約，像是《地雷禁止條約》^註釋、《集束彈藥公約》^註釋等，對這些「不可接受的武器」，國際上的禁止或約束運動，從來就不是由擁有、或追求這些武器的國家開始的，需要有壓力施加在這些國家上，才會迫使他們捨棄這類武器。在全球反核武運動上，《禁止核武條約》扮演的就是這樣的角色，愈多國家簽署，擁核強權就會有愈大的壓力。

第六篇「跨出國境的和平運動」》